在郑伟章所写的《文献家通考》一书中，收录了自清代到近现代的1500多位文献家，而王贵忱是唯一一位在世的入选者。

看王贵忱的著作，却赫然发现，单一个文献学家怎能形容得了他？凡版本学、古钱币学、金石学、史学及美学，王贵忱都有著作或论文面世，他还出过书法作品集《可居闲墨》，乃至于很多人找他写字，让他不胜其扰。

与王贵忱深入交流，会发现是周叔弢、周作人、于省吾、商承祚等众多学界泰斗，从他年轻时起便引领他前行；而毕生丰厚的收藏，让他的研究达到了“言必有本，无征不信”的境界。

在名师指引下

于冷门、偏门处获大成就

85岁的“王贵老”，除了留下众多的研究成果、满腹没法捐出去的经纶外，已经将大部分收藏的古籍善本、文献资料捐给了国家；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搜集的6000多册珍贵的历代钱币学著作悉数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把龚自珍、张之洞等人的真迹和珍贵书籍捐给了广州图书馆。问他究竟捐了多少，他只知道很多，多得他都数不清了。

而这一生的积累，源于他少年时对书的热爱。“我很小就读周作人翻译的易卜生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1920年的版本。这也是促使我研究周作人、收藏其各个年代各个版本作品的原因。后来，周作人和我成了忘年交，我们书信往来几十年，直到他去世前夕。”

可惜，周作人寄给他的信、赠给他的书，大部分在王贵忱被打成“右派”时烧掉了。“我烧完，爱人就在一旁冲水，几十封信啊！”幸好，还有周作人所赠的一套乾隆本《金石契》保留了下来——楠木夹板上有周作人所题的书名，俊秀清朗。而王贵忱送给周作人的隆庆本《纯阳子记》，也记在了周作人的日记里头，他自己反倒忘了。

这样的因书结缘的故事，在王贵忱的人生历程中比比皆是。他记忆最深的，是周叔弢对自己的言传身教。

只读到小学4年级的王贵忱，在参军后开始啃古书。尽管读得很困难、很慢，好古却犹如一种天生的基因，让他欲罢不能。

1953年，已经是粤东交通银行行长的王贵忱回东北探亲，路过天津时，跑到古籍书店中翻阅戚继光诗集，巧遇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周叔弢对这个年轻人的古文化功底颇感惊讶，遂邀他到家中做客。“周叔弢告诉我，搞古文献最难，真正做这项工作，必须坐得下来吃得了苦，不能好热闹，要有决心有恒心，同时告诫我不要好高骛远。他看了我买的古书，笑了，说‘你不能搞这些，最好做清代的乾嘉学派。书好找，大家关注又不多’。于是我开始研究明清文字狱、禁书。他又告诉我，做银行工作应该把金融、货币历史吃透，于是我又开始研究货币史、研究钱币学。”

在王贵忱心目中，周叔弢是他收藏、治学的“开山”老师，就是在他的指引下，自己的学术之路才能独辟蹊径，从冷门、偏门处获大成就。三十多岁时，他就与商承祚合作出版了《先秦货币文编》，此后在钱币学研究上被誉为无出其右者，廖冰兄还戏赠“有钱人家”的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