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8日晚7点整，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艺委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5号楼A103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南北宗回望董其昌”中国山水画学术研究邀请展暨中国山水文化十讲的首场讲座。

梅墨生先生开场即谈到，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使得晚清的中国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一批有识之士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热潮。晚清的中国绘画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康有为就十分推崇郎世宁的绘画，并且认为应该尽快输入西画的古典主义、写实主义传统来增强中国绘画的实力。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的努力也推动了西方美术在中国的流行。梅先生认为，徐悲鸿、林风眠以及岭南画派的一些大家，作为留学归来的名人，在西学涌动的时代具有“登高一呼众山应”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后更是与日俱增。不论是徐悲鸿所提倡的以西画改良中国画，还是林风眠所强调的调和中西绘画，在当时都被作为“主流”思想，影响着中国绘画的发展。

但是，梅先生也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与黄宾虹所提出的“道咸画学中兴”这一看法息息相关的中国画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清至道咸年间，金石学、考据学兴盛，产生了一批传统文人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遵循着南宗文人画的传统，在学问之余，偶涉丹青，为中国画的发展输入了新的养分，带来了新的风气。梅先生说，被康有为、徐悲鸿、陈独秀等人所批判的“四王吴恽”虽然有一定的模式化的不足，但是他们绘画中的动人之处也是不可忽视的。“四王吴恽”所追随的其实就是明代董其昌以元四家中的倪瓒和黄公望作为典型代表而提出的“南宗”画法。

梅墨生先生进一步揭示，正如有的人为人狂放，有的人为人狷介，中国山水画在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正统之下亦有着两条发展脉络。狂放一派就是水墨淋漓的一派，其以烂漫、挥洒的水墨描绘山水；狷介一派则以干笔、渴笔、淡墨为主要形式，形成了较为严谨的画法。在清代，这两种风格就表现为以石涛、八大山人为代表的狂放一派和以“四王吴恽”为代表的狷介一派。

而中国绘画发展至中国近现代，梅先生认为傅抱石和齐白石两人一放一收，正是狂放和狷介的典型代表。傅抱石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画家，在郭沫若等文化人士的关注和推举之下很快声名鹊起，成为中国近现代极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他的绘画既汲取了篆刻和金石的特质，又融入了日本绘画的特点，形成皴擦和渲染极为丰富、水墨淋漓的个人风格。而齐白石的绘画艺术则以单纯、质朴、简约为特点，与傅抱石形成了迥异的艺术风格。

梅墨生先生指出，中国明清绘画中体现出来的狂放和狷介两种风格在近现代的画家笔下更多地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融合中又因人、因事、因时的不同而产生偏向。他以陆俨少、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等人为例对此作了细致的解说。梅先生认为，中国艺术始终体现着阴阳相对、虚实相生以及收放有度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梅墨生先生进一步阐释到，这些画家的风格特征都体现着中国绘画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气”。梅先生认为“气”是一种微妙的感受，每个艺术家的“气”都不同，因为它与各自真实的生命境遇相关联。梅先生再次提到了黄宾虹和齐白石两位艺术大师，他认为，黄宾虹的艺术在70岁以前都处在一个孕育的过程中，70岁左右的四川游历就像是分娩，他的艺术自此开始生长，但是生长并不意味着已经长成，直到83、84岁时他的艺术才真正进入成熟期，而他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则是在其86岁至92岁去世这一段时间。梅先生也说到，并不是年纪越大就越好，因为像齐白石在90多岁体力下降时创作的艺术作品就不能算是巅峰之作。

不过总体而言，梅先生认为，中国画是一种与生命相交融的艺术，所以往往越是持久，越是深沉，越是有韵味，就像陈年的白酒一样，让人喝完之后余香在口。有人曾笑言：“画中国画的人要活得长才行。”梅先生说，这句话虽有调侃意味，但是也有道理。这时，梅墨生先生也谈了他对陈师曾的看法。陈师曾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可以算是一位昙花一现的天才。梅先生坦言，虽然他对陈师曾很是敬佩，但对其作品却并不喜爱，因为陈师曾纵然天才，却48岁就去世了，对于中国画的积淀还远远不及黄齐两位大师。

梅墨生先生指出，由于中国绘画艺术与生命同消长，艺术家生来就带有一种心性，每个人对于心中的“道”都有不一样的体会。所以中国画艺术并没有所谓真正的顶峰，大家各有成就，各有千秋。自春秋时期，孔孟老庄就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即强调物我不分、天人合一，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绘画实际上就是一种从生命、心性出发的艺术追求，董其昌认为南宗画家所画的东西是“养人的”，即让人觉得美好的东西。所以，真正的中国画艺术大师之所以受到众人推崇，就因为他们的绘画如同他们生命的日记，记录着他们的精、气、神，而这种个性而沉重的生命气韵是无可取代，只此一个的。

“什么样的中国山水画家能够不朽？”梅先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就是能够与时相委，而不遵从时流，独立于世的人。大师的画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人格自尊和品质操守，所谓中国画、文人画实际上应该是一种“人文画”。

现在常有人说：“当今中国文化艺术大繁荣。”梅先生却以为不然。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整体文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并不利于中国画的发展。今天信息社会的发展把自孔孟老庄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变得不中不洋、又中又洋，时下的许多艺术家由于过于市井、功利，也不能算得上是大师。所以梅先生对于这种文化“大繁荣”是怎样的一种繁荣产生了质疑。他指出，“大”不应该是“傻大”。而所谓南宗的审美，代表了中国文化千年的积淀，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却是最中国的、最本土的。中国山水画怎样才能延续南宗传统、再造属于我们自己民族艺术的辉煌呢？中国应该打造出什么样的“人文”文化来提升文化软实力？应该把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展现给世界？这些都是梅先生为我们，为当今中国画界提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当然，梅先生也对中国绘画的进一步发展寄予厚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有着让人升华、净化、宁静、超然的艺术传统，所以只要艺术家富有气质、品格、修养和思想，他们就能真正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