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性向理性更进一步：2014改变藏界的4场风波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收藏界发生了一种不易察觉但却影响深远的变化。以往人们关注某件藏品多是因为其惊天的价格，而如今，这种附着于金钱的收藏观已显得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藏品本身的故事性所吸引，一场场风波背后所酝酿的变革也逐渐显现。

“功甫帖”撼动拍卖巨头权威
这场“开年大戏”可谓阵容强大、群星闪耀，先是有收藏大亨刘益谦重金购画，号称请回“国宝”，紧接着上海博物院三位专家拍案而起，三发雄文力证此宝失真。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激烈，这场争论一直持续了数月。尽管最后“功甫帖”仍在龙美术馆展出，其“真伪交由公众评说”，算是不了了之，但“功甫帖”事件的影响已然呈现，它在文物界掀起的质疑声浪足以撼动国际拍卖业巨头在不少人心中的“绝对权威”。
“功甫帖”的拍卖方苏富比是拍卖业享誉百年的“老字号”，而近年来，“苏”家却官司缠身，其在2012~2013年间曾因数件“问题拍品”而受到海外藏界的质疑。而在“功甫帖”事件中，苏富比又被向来温和的中国藏界打了个措手不及。回顾整起事件，苏富比的反应并不算迅速，其直到事发近一月后方才发文应辩；其文章虽长，却未拿出直接且有力的证据为“功甫帖”验明正身。试想以“传承有序”著称的国际大拍不能提供拍品的出生证明，却如同“老夫子”般围绕“双钩廓填”在“像与不像”上念念有词，如此形象让那些曾迷信“国际巨拍”的藏家们大跌眼镜。今年春拍过后，关于苏富比、佳士得的新闻逐渐减少，虽有“明杯宋碗”大放异彩，但竞买者单一，后继乏力，直至秋拍时闷声不响，那些“国际巨拍”对于高端中国艺术品的控场力显然已大不如前了。

丢画事件伤及“大师”元气
一幅卖价几千万的“名画”刚刚拍出就被清洁工不小心丢掉，且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入驻”垃圾填埋场，今年春拍盛宴过后，这道刁钻的饭后“甜点”着实让不少竞买者倒了胃口。这幅命运坎坷的画作名叫《山色苍茫酿雪天》，出自旅美书画家崔如琢之手。春拍开启短短一周内，“崔大师”先是有《丹枫白雪手卷》拍出近两亿元佳绩，后又有《山色苍茫酿雪天》的“丢画”奇遇，如此人生曲线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事件由警方介入调查，但真相难以还原。随后有人搜罗了崔大师的拍卖履历，发现其中不乏亿元画作，其价格之“逆天”，简直可与张大千、齐白石比肩。紧接着，网上又不断出现关于某些“大师”自炒画作、自买自卖、自导闹剧的种种爆料，这让本已不再光彩的“大师”二字瞬间变质。结合丢画事件，一些网友将“大师”称为“大失”，这其中既有对丢画的调侃，也含有“让人大失所望”的贬义。时至今日，整起丢画事件的不良影响仍在持续放大，书画界的内伤也由此加剧。春拍过后，中国书画板块一蹶不振，特别是秋拍中，以往行情看好的近现代和现当代部分“大师”画作也如赶上“双十一”般纷纷价格跳水。如今，“大师”不再是一块金字招牌了，反倒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画家携现当代水墨以“创新”之名逆袭藏界。一场丢画闹剧竟成为中国新一轮书画变革的重要节点，发人深省。

名人手稿纠纷让法律直视藏界
收藏品常蹭名人的“仙气”，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手套、奥黛丽·赫本的围脖，在过去，此类藏品上拍很少引发质疑，然而我国一批名人手稿却让这种大行其道“收藏经济学”撞了法律的南墙。面对手稿、信札在未经作家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大量上拍的现状，莫言也忍不住发言了。“撤拍”，两个字说得干净利索，但其引发的争议却旷日持久。
长久以来，我国藏品存在所有权界定等方面的难题，比如上拍前的关于物权认定，这使得一些有价值的收藏品得不到法律的接纳，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不少人意识到：一个单凭自觉、自律的收藏市场势必会与法治的轨道渐行渐远。在莫言手稿上拍前，名人手稿和信札拍卖价格连破纪录，这也引起了我国司法部门的注意。在莫言手稿事件引发高度关注后，一道看不见的法律红线也迅速形成，它将钱钟书、鲁迅等作家的部分手稿与拍卖市场绝缘，同时一扇捐赠的公益大门也向藏界敞开。在外界看来，手稿撤拍事件算不上特别重大，并且合乎情理，但收藏界追名逐利的一面却因此失去了重要砝码。正是这样一件不大的风波触发了中国法律对藏界的干涉，捐赠手稿的正能量让中国藏界的未来呈现出更多积极因素。再进一步看，借着国家加快法治建设的东风，藏界期盼已久的收藏立法或许能尽快提上日程。

鸡缸杯小酌一口也能开创时代
关于那些重量级艺术品拍卖的新闻往往截止于“藏家豪掷亿元拥拍品入怀”。可之后呢？在公众眼里，想必是将其束之高阁，以示“尊敬”吧。而在今年7月，大藏家刘益谦用新入手的鸡缸杯斟茶畅饮，并借此炒作一番。此举虽招致不少观者的反感和质疑，但不得不承认，一个艺术品及文物开放化的概念就此出现在国人面前。
中国人对于高端艺术品和文物怀有敬畏之情，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许多文物虽得到了保护和留存，但同时也疏远了与公众的距离。近年来，人们不断反思中国艺术品何以出现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天价，一些人将这种奢靡之风归咎于“假拍”，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它呼唤公众从对文物的敬畏中走出来，用平常心去对待它们。在国外，许多文物通过捐赠进入博物馆，而藏者唯一的要求是：进馆之后开放展览，满足公众近距离接触文物的心愿。我国是一个收藏大国，但这种“大”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当各类艺术品和收藏品远离公众视线，以至于根本无法触及时，文化上的缺失自然会被蜂拥而至的投资者用经济利益填充。目前看来，能拍出数亿元的艺术品基本呈现价格透支，其升值空间趋近于零，所以对于那些拥有“终极藏品”的终极藏家而言，发挥它们的文化价值与捐赠同样值得肯定。解铃还须系铃人，与鸡缸杯做一次亲密接触，正是将文物从神话拉入凡间的第一步，最终是为了消除数字和金钱文化带来的不良影响。